1998年新春伊始，随着《中华读书报》的《时代文学》创刊，也开始了我涉足当代文坛的旅程。我先后采写了几十位作家。作家们留给我的印象可谓千姿百态，而这些感受，是在专访文章中无法表达的。在岁末年初回顾梳理一下，也算是与各位作家贤哲晤谈。既是“采访记”就难免是私人化的感受，是一种“窃以为”，是实话实说，不加虚饰，如同自己记日记的直率实录。有友人读了部分初稿，会心一笑，说好看是好看，只是怕要把作家们得罪殆尽。我却不以为然，以为作家见之，必以为喜。何以知之？古人有云：闻过则喜。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好话空话套话者连篇累牍，所缺少的正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叶燮曾评东坡：“与其相似而伪，勿宁相异而真”，我的此文也当如是。谬误之处，尚祈海涵。
待人平易的毕淑敏
我采访的第一位作家是毕淑敏。她待人平易自然，使我手心的汗水很快就消退了，我直言相告，说你是我作为记者采访的第一人，她也毫不介意，继续以平和匀速的语调与我在电话中闲谈。以后，我写了不少关于毕淑敏的文章，除了因为喜欢她的平易自然之外，与一种感激之情多少有关。
因为，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会向你敞开他的胸襟接纳你的。在我第一批采访的作家中，就遭到了三位作家的拒绝。
三位拒绝采访的作家
毕淑敏之后，我拨通了陈染家的电话，听得出来，她家中有客人。她说：“以后就不想写什么了，就这样啊。”就撂了电话。我猜想可能有些记者伤害了她，对于媒体方面才如此警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南方都市报》谢有顺约我写几个女作家，其中有陈染，我就硬着头皮又通了一次电话，这次客气多了，聊了一会儿，说正巧她要迁居，以后就通不上话了。我想，她是被媒体搞得伤心了，要彻底消隐于报端。
但愿她能清静。
还有就是莫言。莫言大大咧咧的，说，这次我就不说什么了。撂下电话一想，这句话不就是“莫言”的意思吗？
再就是梁晓声了。
各色的梁晓声
与梁晓声的第一次通话是在1998年新年前夕的下午三四点钟。话音中梁晓声的话音缓慢而又凝重，抑扬顿挫的：
你看，这年关的时候，我刚刚端起饭碗，你就来了电话，马上我就还得走。
哎呀，实在抱歉。那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怎么也得过了这阵儿。
成，那我就年后给您去电话。
元旦之后，我特意找来梁晓声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读了他的《泯灭》。我觉得书中的两个主人公实际上是作者一人的双重人格，或说是作者的两重观念的表现。前半部分少年时代以及知青时代的描写都是较为成功的，因为真实；现在时空中的主人公成为拜金主义的大款，则显出了作者刻意为之的痕迹，我宁肯相信，那个人物会成为现在的成功的作家梁晓声，而不是死于狼狗、死于泯灭的另一个作者自我。
准备好这些认识，我第二次拨通梁晓声家的电话，想与他好好交流一番，或许不仅能有一个精彩的专访，而且可以成为个人之间的朋友。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梁晓声，你好！听说近日你的身体不太好……
他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抑扬顿挫，但这次突然增加了力度，十分愤怒：
你——，知道我的身体不好，怎么还——来打扰我？你还有没有作为一个人起——码的同情心？
我就觉得头脑“轰”的一下，心想，不是和你约好了年后采访吗？我想说，梁晓声你也太把自己当人而太不把别人当人了；想说梁晓声你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记者常打扰你，这我理解、同情你，但你不会有话好好说吗？我也没说非得采访你？我还特意花了好多时间读了你的书想要和你交流，现在我同时要采访十来个作家，时间有多紧张，你知道吗？
但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刚到读书报当记者，不能给报社添乱。我就连连抱歉，挂了电话。
作为记者，我大概永远不会采访梁晓声了。作为个人，我还是希望有交流的机会。
事有凑巧，今年10月的时候，《十月》庆祝创刊2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有个新闻发布会，报社让我去参加，这次我与梁晓声邂逅相遇。他正好坐在我的前排，与李国文相邻。穿着打扮像是个农民，上衣像是蓝色条绒对襟袄，不停地转动他的脖子，就是他以前说的颈椎炎了，大概与他知青时代的苦难有关。我也是知青，刚刚用木斋的名字写了一本《恍若隔世》，正好刚刚出版，带了来，对他的病痛就更为同情。
梁晓声是获奖作家之一，我刚落座就轮到他讲话，穿着那身农民似的服装，扭动着脖子走向主席台。他的讲话显然比较生动，那些被人认为各色的作家也往往是有个性的，有性情的，因之讲话或是写文章也就容易生动。他从早晨来开会打车说起，说司机关心国家大事，国内国外的一聊，到处都不安生，大家能坐在大会堂里讨论文学，实属不易。讲后掌声热烈。我们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张扬个性，个性各色的人写出东西甚至说出话来才有人爱看爱听。
大会一结束，梁晓声领过奖品，正好朝我走来，我主动向他伸出了手，一边做了自我介绍，一边送给他一本我的近作《恍若隔世》。
他很客气，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把我与那个电话中受他教训的人联系了起来。
中午吃饭时，他与我隔桌斜坐，我注意到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注目于我，也许他想起来了，想和我说说。但我们没有机会，席间河北的关仁山和谈歌正在表演“文革”时期的评剧《列宁在1918》，腔调特土，而歌词中的外国人名如“捷尔任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瓦西里”什么的，一旦在土得掉渣的评剧中甩腔，就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三驾马车中的这两驾，京剧、评剧水平都可以够上专业的了，一时掌声带着哄笑，甚为活跃，与梁晓声就始终没有机会交流了。
前几天，我的一个在《关东周末》当驻京记者的学生来家，闲聊。他说北京的作家只采访过梁晓声，这让我大为惊讶。他说，是呀，梁晓声这个人挺热情的，没架子，去了他家云云，让我大跌眼镜。
看来，只是我的运气不好，赶上梁晓声那天窝火。
写完以上文字，忍不住还是给梁晓声打了个电话。我先用本名自报家门，他一时没有对上号，再说木斋和《恍若隔世》他才想起，看来，他不似我这样心胸狭隘，耿耿于怀。他说，半个月前老母去世，自己现在患病卧床。我听了不免沉重，但箭在弦上，还是将此文大意讲给了他听。
有批判性格的张抗抗
初识张抗抗，是在作协举办的’98春节作家联谊会上。宽宽的额头，让我觉得里面充满了智慧，陈列着一排排西方小说名著，也陈列着岁月无法抚慰的伤痕。
你也是知青？一点也看不出来。
她这样笑着说我。我说，你也同样，看不出苦难的历程。
回家正好一路，我邀请她搭乘我的菲亚特。“记者都先发起来了。”她开我的玩笑，我回敬她说：“比起大作家还是小巫。”“作家才是穷作家呢。”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又是初识，我打住了话题。
我的车上有一个小泥猪，底下有个弹簧，车一开动，小泥猪就吱吱咯咯地晃动起来。坐在后排座的张抗抗突然发话：．
这是谁安的小泥猪，这么讨厌！
我一边开车一边憋不住想笑，要知道，张抗抗和我相识，总共不到半个钟点，怎么这样说话。但我心里暗喜，首先，我喜欢有个性的人，喜欢见性情的人，更为主要的，以小见大，我窥视到张抗抗独特的批判性格。记不得西方哪个人物也许是丘吉尔或是罗斯福分析过两种不同的性格，一种人只看到别人的长处，以愉快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另一种人则只看到别人的缺陷，以悲哀的眼光批判这个世界。
张抗抗大致属于后者。
与张抗抗分手的当晚，我就采访了她。这既是采访内容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验证我的推测。当日采访的题目是《追踪九八知青文学热》，在采访张抗抗之前，已经有了几位作家热情洋溢的演讲，作为一篇话题文章，理应全面地反映各种不同的声音，白天张抗抗对于小泥猪的批判话音犹在，于是，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果然，她说出了全然不同的批判性的观点。
不仅仅是对于知青文学的不同观点，而且，她对整个知青时代的生活的回忆，也是充满了批判。知青不是偷鸡摸狗，就是作案谋杀，一帮子知青把连长推到井里。总之，是充满了黑暗，甚至恐怖。
张抗抗的知青小说我读得不多，但我可以断言，应该是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是没有光明的暗夜。人说性格即命运，我说性格即风格。张抗抗的批判性格已经决定了她的批判眼光和批判意识。
我的《恍若隔世》出版后，也寄给了她一本。“希望能得到你的批判。”我这样和她在电话中说，说的是实话。
过了几天，又聊起此书，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小组还挺正统的，都是真实的吗？”我说是的，完全真实，她说，看来需要许多不同角度的人给予不同的描写，合在一起，才会合成完整的一卷知青的和“文革”的真实画卷。至于对我的书的评价，她说比较好，真的，让我说很好是不可能的，说比较好，就已经不容易了。
我听了十分高兴，一个对可爱的小泥猪都说讨厌的人，你还能指望她说什么呢？
昨晚，正值一所大学邀我座谈，谈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个性的问题，我以张抗抗为例，很快就有同学递条子，说他认为张抗抗的思想更为可贵的是对自身勇敢的反思解剖。这也许是对此文的重要补充。
此文写完，念与张抗抗听，她听了一笑释之，并无不满，只是加了一点补充，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会再有好坏之类的判断，批判性格会进入一种解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种更成熟的批判形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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